近日

自治区博物馆“国博厅”揭牌

“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向观众开放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直持续到10月7日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次走进新疆举办大展

展览规格和层级最高

展品数量最多

展陈最精美

展出商周时期青铜器160余件（组），其中一级品34件

展览以造型艺术、装饰纹样、铭文书法、工艺技术、锈蚀表现为纲

全面细致介绍了中国古代青铜器文化与艺术

是一扇打开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脉络的窗口

今天小编分门别类向大家展示

这些令人惊叹的国家宝藏

一、食器

中国古代青铜食器起源甚早，源远流长，经夏商周三代而臻于隆盛。青铜食器按其功能可以细分为烹煮器、盛食器、挹取器、切肉器等，其中烹煮盛食器种类数量最多。

烹煮器：鼎、鬲、甗；

盛食器：簋、盨、簠、敦、豆；

鼎是商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主要用来烹煮肉食。

天亡簋

天亡簋[guǐ]。簋是古代盛食物的容器，也是重要的礼器。

天亡簋是西周初年几件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有铭青铜器之一。铭文记载作器者天亡辅佑周武王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祭祀典礼，祭祀周文王与上帝，祈望得到神灵的护佑。从祭典的主祭者(武王)、助祭者(天亡)、祭祀对象(文王、上帝)、规模(大礼)等角度来看，这场祭祀是已知铭文记载中西周早期级别最高的一场典礼，也是武王克商后举办的最重要的国家祭典之一。

作册般甗

作册般甗[yǎn]。甗是一种古代用于蒸煮的厨具，后作为礼器流行于商至汉代。

作册般甗是商代后期青铜器，内壁铸有铭文3行20字。商代末年，即商王帝乙、帝辛两代，曾长期与东南的夷人部族发生战争，作册般甗铭文中所谓“王宜人方”即指此事。

内史盨

内史盨[xǔ]，西周中期，是盛装黍、稷一类谷物的食器。

兽纹豆

兽纹豆，战国时期，一种盛食器，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这件青铜豆表面色泽黑中透绿，有莹亮似玉的质感，且通体以铜镶嵌装饰花纹，风格流畅生动。

许公簠

许公簠[fǔ]，春秋中期。簠，古代祭祀时盛谷物的器皿。

许公簠的器、盖内有对铭，5行29字，记载某年五月初吉丁亥日，许公铸制此簠作为其女儿叔姜的陪嫁之器，希望叔姜及其子孙永远宝用此器。

妇好分体甗[yǎn]，商代晚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甗是一种蒸煮类炊食器，功能类似今天的蒸锅。甗的上部称为甑，用以盛粟、黍等粮食；下部称为鬲，用以盛水，中间有镂空的箅流通蒸汽。铜甗出现于商代早期，在商周时期是高中级贵族的用器。商代晚期的甗分为连体甗和分体甗，两种类型的甗在妇好墓中均有发现。

柞伯鼎

柞伯鼎，西周晚期。

柞伯鼎，口略呈桃形，绹索状立耳，腹较浅，细柱足，口沿下饰一周“窃曲纹”。腹内壁铸铭文12行112字(含重文2字)，记述了虢仲赞扬柞伯之祖为周王朝立下了赫赫功勋，命令柞伯率领蔡侯围攻昏邑，柞伯包围昏邑后，命蔡侯向虢仲禀告军情，虢仲随后赶到，亲临昏邑，与敌交战。柞伯铸鼎以祭祀烈祖幽叔。虢仲为周王朝卿士，担任南征淮夷的军事统帅，作为直接领受王命的内服重臣，虢仲指挥外服诸侯柞伯、蔡侯对外作战。从器形、纹饰和铭文来看，应为周厉王时器。

酒器

鹰首行盖提梁壶，战国中期。

青铜壶堪称青铜器中的大宗，大体有椭圆腹、圆腹、椭方腹、方腹、扁腹几类。这种圆腹鼓张、最大径在腹部正中的青铜壶是更新期，尤其是战国时期铜壶的流行范式。这一时期，列国在铸造此型四壶时多注重装饰纹样，内容各有千秋，山东地区则陆续发现一些以造型艺术见长的圆壶。这件提梁壶颈、腹通饰瓦纹，纹样简约质朴，但壶口、盖构思为鹰首，以下喙为流，上喙为盖，启闭灵活，是更新期青铜壶中罕见的佳器。

连珠纹斝[jiǎ]，商代早期。

斝是一种酒器。此器敞口，束颈，腹部圆鼓，三锥状足中空，颈腹一侧有鋬方便把握，与鋬相对应的另一侧口沿上有简易的双柱。这种形制斝的时代较早，造型简约，古意盎然，主要见于洛阳二里头文化晚期至郑州二里岗文化早期。

嵌孔雀石钫，战国时期，古代的一种储酒器具。

妇好盉[hé]，商代晚期。盉为盛酒器或温酒器，古人也用它来调和酒水，以节制酒的浓度。

1976年发掘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礼器400多件，数量丰富，造型多样。妇好墓出土青铜盉共6件，包括5种不同造型，既有商代晚期较常见的经典样式，也有比较少见的特殊造型。这件盉长体折肩，封口，平底，顶面隆起，上有双首兽形纽，纽旁有圆筒状短流。这种造型与二里头文化以来的封口盉有相似之处，但差异显著，应该是受到殷墟以外文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新样式，目前仅见于妇好墓。

楚高缶，战国时期，一种古代储酒或储水的器皿，1954年山东泰安出土。

这件盥缶的盖面、器身均饰有繁缛细密的纹饰，纹样几何化特征显著，风格简率。器腹一周所饰圆形凸起状纹饰，源于商周时期的涡纹。器口沿刻铭文5字。这件器物1954年出土于山东泰安更道村，战国时期属鲁国。不过从形制、纹饰、铭文来看，这应该是一件典型的楚式器物。公元前255年楚灭鲁，出土此器的窖藏可能是楚灭鲁后祭祀泰山的遗存。

龙纹斗，西周中期，一种用于献酒、斟酒的器皿。

这件青铜斗的口部、圈足均略呈圆形，深腹，圜底，口沿及圈足部位各装饰一周重环纹，柄面饰龙纹，其形制、纹饰均表现出典型的西周晚期特征。1976年陕西扶风黄堆云塘青铜器窖藏出土一件与此器形制相同的伯公父斗，其柄部有铭文，自名为“爵”，并记载其用途为“用献用酌，用享用孝”，即用来献酒、斟酒。有学者认为，此器即《仪礼》等文献中记载的废爵，也可以用来饮酒。

蟒纹提梁壶，商代晚期，盛酒器，亦可盛水。　

青铜壶的制作上起殷商，下至秦汉，商代前期方壶较少见，随着时代的变迁，形制也不断变化，大多为圆形。这件青铜壶的提梁两端为龙首，提梁上则施布菱形的蟒纹。龙身上的菱形纹取像于现实中的蟒纹，也暗示了龙这种瑞兽的文化渊源。

三角纹壶，战国时代，盛酒器，亦可盛水。　

兽面纹单柱爵，商代早期。

爵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陶爵，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又出土有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夏代铜爵。到了商代，人们则开始大量铸造铜爵。仅在妇好墓中就共出土铜爵40件，每一件铜爵的器身上都铸有铭文。大量铜爵的出土，可见商代饮酒之风的盛行。铜爵多有双柱，单柱爵较为少见。

兽面纹觚[gū]，商代。

觚，我国古代饮酒器。圆体，侈口，细颈，呈喇叭形状。陶觚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平底，无圈足，夏商时较为流行。青铜觚始见于商代早期，平底下加圈足。商周时代流行，西周后逐渐消失。从考古发掘中发现，觚经常与爵伴随出土，可见在日常生活中，觚与爵组合使用。

兵器

斑纹戈，战国时期。

令尹辛章剑，战国时期。

此剑剑身铸有2行8字铭文，铭文错金，分列剑脊两侧：“令尹辛章，自作用剑”。铭文表明这是楚国令尹辛章所作的自用之剑。在文字结构方面，除正常偏旁外，每个字都附加了一到两个纯粹装饰性的鸟形构件，属于典型的鸟虫书。

镂空衡末矛，西周早期。

镂空人面纹钺，商代晚期，1965年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钺是由斧发展而来的，钺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和刑罚器外，还有其特殊的用途，即作为王权的象征物。这件铜钺形体巨大，两面均透雕着张口怒目的人面形，眉、目、耳、鼻、口均 直刃，双穿，两侧有扉。墓中还出土有铜鼎、斝、爵、矛、戈、镞、斧、锛等，其 件铜爵和铜锛残片上，都有“亚醜”铭文。过去苏埠屯出土的器物上也有“亚醜” 由于苏埠屯村屡次出土“亚醜”青铜器，有人推测这里可能是“亚醜”族的墓地。 记载，商末周初这一带为薄姑氏所居，因此铜钺等青铜器或即薄姑氏的遗存。

兽面纹钺，商代中期。

嵌绿松石钺，商代晚期。

乳丁纹管銎刀，商代晚期。

素面剑，战国时代。

玉援戈，商代晚期。

此器由玉援和青铜内两部分嵌合而成。青铜内有两阑，阑后有木柲痕迹，两面各饰有兽面纹和鸟纹。其上镶嵌绿松石片。铜内造型十分精美，构思巧妙，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集玉、绿松石、青铜三者结合之大成。

此玉戈从制作的精细程度来看，是商王专用玉器，象征权力与威严的礼仪用器，故十分美观。商代战争频繁，经常对外作战，玉质兵器就是在战前或战后用于誓师或庆功的仪仗“玉兵”，是商王举行典礼时所用。

单系矛，西周。

直内戈，春秋、战国时代。

三角援戈（左），战国时代；镂孔戈（右），春秋时代。

乐器

逑钟，西周晚期，通高61厘米，重50千克，1985年陕西郿县马家镇杨家村窖藏出土。圆筒形长甬，腔内壁有四个对称的调音凹槽，锥状长枚，钲部以阳线区隔，舞部饰云纹，篆间饰窃曲纹，正鼓部饰对称的团龙纹，右侧鼓饰阴线立鸟。鼓部和钲间铸铭文129字（含重文11字)），内容为逑追述祖先辅佐周王的功德，并继承了祖先的官职，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铸造此钟以祭奠父亲，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经过测音，逑钟应为一套八件，现存六件。此钟乃西周晚期钟的典型形制。

象纹铙[náo]，颜色土褐，外形酷似两片合起来的瓦块，是商代的打击乐器，使用时器柄向下，而发声的铙体则向上，演奏时敲击口部，敲击起来声音宏亮。

（整合 / 图片拍摄：崔导胜；部分文字素材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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